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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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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

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200

一起教师集访事件背后的基层治理困境

此外，不同群体之间，执行的尺度和时间也不一样。如文件规定：一次性补助是针对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的，其受益主体是政府公务人员。但对于省辖市而言，主要的受益群体却是医生、教师。事实上，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地区，其财政负担主体主要是这两个群体。对于诸多“吃饭财政”的县市而言，先补助公务员，再补助教师，分步实施，或许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操作。正因为如此，随手搜索一下教师维权事件，你会发现，它们大多发生在县市一级。

⏱ 2024-10-23 11:39:05

统一的政策差异化执行，当然会引起受损群体（显然主要是农村教师）的反弹。

⏱ 2024-10-23 11:42:09

最突出的，就是政策统一与区域差异之间的矛盾。其实，不单单是教师待遇，其他很多政策，到税费改革以后，都越来越具有“国家化”特征，强调政策统一性。问题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短时间内统一执行肯定会有困难。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一个地方执行了，另一个地方不执行，就一定会出现不公平感。因此，矛盾就出现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从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看，分步骤、渐进式、差异化地执行，是合理的；但从政策执行的公平性来看，这一做法已经不现实。

⏱ 2024-10-23 11:42:37

所以，提高基层待遇没错，但也要客观理性看待。如果在地方政府无财力承担的情况下，一定要比照发达地区和城市，其实也有问题，很容易人为制造其他社会矛盾。须知，在这次事件中集访的六安教师，讨的并不是拖欠的工资，而是新增的一次性工作奖励。这对教师而言是新增利益，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却是一笔额外财政负担。

⏱ 2024-10-23 11:44:02

基层“闹缠”现象如何破解？

这些人打着为当事人和弱势群体维权的名义，通过把事情“闹大”、把当事人“缠死”而获取非正当利益。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又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人们普遍认为，出了点事不闹腾一番不正常。“闹”是常规，不闹反倒是不正常的。

⏱ 2024-10-27 12:07:13

毫不夸张地说，基层治理到处充斥着“讨价还价”的过程，基层治理体系演变成了一个社会议价系统。

⏱ 2024-10-27 12:12:30

信访干部既接待正常的上访者，也接待非正常的上访者；既要应对合理合法的诉求，亦要应对各种奇怪的诉求。久而久之，很多信访办主任都有个共识：信访的关键也许不在于化解问题，而在于耐心倾听，让人民群众感到受到重视才是最重要的。然而，正因为信访具有零门槛的特征，渠道通畅、干部热情、效果明显，反而刺激了人们过度依赖信访，由此催生了“信访不信法”的局面。

⏱ 2024-10-27 12:22:45

与信访制度类似的是，我国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机关几乎都极为重视调解。长期以来，基层自治组织、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都大量采用调解技术来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应该说，运用调解而非法律制度来治理社会，是一种相对简约有效的方式。但麻烦也在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间权威逐渐丧失，原初的人民调解越来越难起作用。即便是调解工作，也越来越依赖于行政和司法机关。

⏱ 2024-10-27 12:26:15

基层政府也被迫积极介入纠纷调解工作。由于深度介入纠纷调解工作，基层政府很容易从“仲裁者”变成“议价者”。

⏱ 2024-10-27 12:26:24

长期以来，“老好人”现象和“不出事逻辑”主导了基层治理。基层政府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往往无原则，以息事宁人为导向，最终培育了一大批特殊利益人群。

⏱ 2024-10-27 12:46:10

很多基层领导，也是秉持着“只要我任内不出事”的理念，不愿意揭盖子，而是使用各种策略捂着、盖着。

⏱ 2024-10-27 12:47:00

烧散煤被拘留，如何避免折腾式治理？

一旦政府的政策目标过急过快，就很可能忽略老百姓的实际困难，从而导致巨大的矛盾。

⏱ 2024-10-27 18:45:38

贫困县为何敢斥巨资建广场？

大致而言，我国的扶贫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1986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建立了扶贫工作体系，并确定了258个国家级贫困县。

⏱ 2024-10-28 12:24:58

二是2001年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改变了过去以贫困县为基本扶持单位的做法，转而通过“整村推进”的做法，将扶贫开发重点转向14.8万个贫困村。

⏱ 2024-10-28 12:25:08

三是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战略。

⏱ 2024-10-28 12:25:36

由此可见，扶贫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概念。虽然我国的扶贫政策经过几次较大的变动，但“开发式扶贫”的理念和做法一直未消退。

⏱ 2024-10-28 12:25:53

此外，我国的央地关系极为特殊，有人将之概括为锦标赛体制。一方面，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裁定各个地方政府的表现的唯一权威，也有能力来协调各个地方的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有较强的自主性，有极强的相互竞争的动力。

⏱ 2024-10-28 12:31:48

而与此同时，“以GDP论英雄”一直是锦标赛体制的重要特征。原因很简单，它客观，可比较，还符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但问题是，经济发达地区因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健全、产业链完整等因素，可以很轻易地通过招商引资自然而然地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在地方竞争中占据优势。但落后地区尤其是众多贫困县怎么办呢？搞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实现GDP增长最直接的手段。

⏱ 2024-10-28 12:33:28

因此，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倾向于将产业扶贫资金和贴息贷款，拿给有关企业和合作社经营，贫困户获得相关的利息或分红。这种做法，和直接发钱没有多大区别，虽不一定符合扶贫政策，却足以保证一定时间内贫困人口脱贫。

⏱ 2024-10-28 12:42:23

就扶贫战略而言，土地开发可以一时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却很难持续，毕竟，它本身就与扶贫战略背道而驰——因为贫困人口很可能因为生活成本的提高而再次陷入困境。事实上，通盘思考，通过改善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产业培育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才是贫困县脱帽的终极保证。

⏱ 2024-10-28 12:46:16

基层如何守住疫苗安全底线？

说白了，医疗卫生问题是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

⏱ 2024-10-28 13:11:29

出租车行业管理，为什么总是管不好？

更深刻的执法困境在于，所有运管部门的街头执法，其实都受制于部门分割而导致的执法权失效问题。运管部门无权查扣车辆，只有交警部门有这权力；但因为职能划分，交警又不会轻易配合运管执法。因此，即使明知对方是“黑车”，只要乘客不配合取证，运管部门也毫无办法。

⏱ 2024-10-29 18:08:03

乡镇赌博业是“社会之癌”

在工业社会中，人们的时间为流水线所控制，闲暇（假日）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因此，大部分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并不认为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恰恰是处于物质丰裕时代的已经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如何安置生活成了大问题。他们不再受流水线的控制，却早就被卷入了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中；他们名义上已经返乡，却早就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他们身在农村，心在花花世界。而在某种意义上，赌博具有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它既可以有效地填充闲暇时间，又可以时不时地刺激已经毫无人生斗志的麻木神经。

⏱ 2024-10-29 18:25:04

从公安机关办案的角度说，赌博认定有两个关键要件：(1)组织者是否以营利为目的；(2)数额是否巨大。两个要件的认定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

⏱ 2024-10-29 20:40:21

对赌博业的治理和打击是两码事。一般而言，打击是专门机关的职能，党委政府并不参与。因此，乡间赌博业的治理主体实际上是乡镇派出所。可是，如上所言，专门机关打击农村赌博行为，存在非常大的技术困难。最直接的是，派出所并无足够的警力处理如此之多的事务。

⏱ 2024-10-29 20:39:50

如欲有效治理，则必定涉及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总体改造。甚至于赌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农民的闲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内容。

⏱ 2024-10-29 20:40:58

外国留学生妨碍公务，不能“批评教育”了事

那么，外国人在执法机关面前的“超国民待遇”，其逻辑是什么呢？大致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分散管理的制度约束。如上所述，对外国人的管理确实受制于“多头管理”的困境。每个管理部门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希望在最大程度上维护自己的利益。

⏱ 2024-10-29 20:44:58

二是执法能力的欠缺。客观而言，绝大多数城市面对外国人的执法，都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

⏱ 2024-10-29 20:45:48

三是执法注意力分配的结果。警力不足是各地公安机关的普遍现状，执法力量的配置很容易受到决策者注意力配置的影响。

⏱ 2024-10-29 20:45:53

女教师“绝笔信”事件：一条诡异的上访之路

这些问题也许在法律上说得清楚，在行政上也可以得到处理，却不一定符合当事人所理解的“情理”——于是乎，兜兜转转，最终都会涌入信访渠道。而在对相关案例的处理上，各级信访部门一般会坚持依法处理，但也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兼顾“情理”。甚至在有些时候，“和稀泥”成了信访处置的核心原则——“摆平就是水平”，这话在基层一点不假。

⏱ 2024-10-29 20:52:16

相比于可能耗时耗力、结果不确定的漫长司法程序，信访相对之下在施压上则“经济有效”，一般对上访人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2024-10-29 20:53:51

就我们在各地的调研实践来看，地方政府的信访维稳主要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做法是普遍采用“包保责任制”。对重点稳控对象，县、乡、村三级都要成立责任组，责任到人，技术到位。

⏱ 2024-10-29 20:56:14

第二个做法是截访。在现有的普遍实践中，一旦信访人意外赴京上访，属地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其劝返接回原籍。

⏱ 2024-10-29 21:03:24

还有规则，值得敬畏

任何社会道德和规则意识，其力量都源自共同体内部的集体意识。如果没有共同体的约束，所谓的道德和规则，就是廉价的话语而已。

⏱ 2024-10-30 00:31:02

二 基层腐败，怎么治

以基层权力为中心的利益网络，丰富了基层的权力清单。由于上级政府加大了对基层权力的监控，基层政权的正式权力有所弱化，基层直接汲取社会资源的权力也渐被剥夺。但是，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及主动的招商引资，又强化了基层的隐性权力，它们掌握着大量的国家政策信息，还部分掌握了分配国家资源的权力，让它们拥有了“选择性政策执行”的权力，有更大的空间进行弹性行政，为基层食利阶层提供利益输送。因此，一旦这个网络被蜕变的基层官员用于谋取私利，财政转移支付将成为主要的利益输送方，外来资本与地方资源的结合是另一个重要的利益输送渠道，而承接这些利益的往往是“灰色社会”的成员，蜕变的基层官员则成为利益输送方和利益承接者之间的“经纪人”。蜕变的基层权力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和信息资源，是实现外来项目落户的理想中介者，也是可能的寻租者，只不过，通过与“地方豪强”的联盟，一些寻租活动变得隐蔽化。基层权力由于与“地方豪强”之间形成了灰色利益链条，就很容易在市场行为中偏向于“地方豪强”而损害普通民众的权益，“地方豪强”也情愿协助基层权力以“摆平”不稳定因素。

⏱ 2024-10-30 00:36:55

为了弥补基层行政力量的不足，“地方豪强”被纳入基层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比如，吸纳他们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支持引导他们成为自治组织的领导人。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一些“地方豪强”所具有的“强”和“狠”的特点，完成行政事务：他们所具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有利于基层在短期内完成上级指派的刚性任务；一些“狠”的豪强，有利于有效制衡部分“新弱势群体”。这事实上构建了一种新代理人体制。与传统的代理人体制根本不同的是，新代理人体制主要是依靠灰色利益链条连接起来的，代理人经常在基层权力和民众之间寻租，不再受意识形态、法律和地方性规范的规制，那些黑白两道通吃的“地方豪强”逐渐成为一些基层官员的宠儿。总体上看，这种新代理人体制是短视的，是适应当前基层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的产物，而非有效控制食利阶层崛起的方法。“地方豪强”和非正式行政制造了基层治理中的非正式权力。基层官员很少使用正式权力侵害民众权益，却有可能默许、怂恿非正式权力侵害民众权益。基层权力侵犯民众权益的行为，主要就是有意利用非正式行政手段却无法对其有效约束的结果。

⏱ 2024-10-30 00:39:59

塌方式“微腐败”如何产生？

简言之，在一个常态社会，尤其是处于剧烈变迁中的基层社会，灰色领域是很难清除的；而灰色领域的存在，也为“微腐败”提供了社会基础。但是，需要明确的是，灰色领域并不必然带来“微腐败”；其发生，还需建立在公权力与私人利益的交换条件——灰色利益链条上。

⏱ 2024-10-30 00:54:03

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如何运作的？

客观上，我国的干部制度是“下管两级”，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基层官员其实一辈子就待在一个地方，流动性小，必定形成熟人关系；并且，我国的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分口管理”的特征，一个主要领导分管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往往业务相近，也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于是乎，分管领导也是实权领导——他可以增强部门协同，提高行政效率，但这也意味着，只要他有意运作，就可以在自己的分管领域建立一个小圈子。问题是，基层治理其实是存在大量灰色地带的，靠制度解决不了，得依靠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如此一来，基层官场和地方市场之间，就存在一个广阔的“议价空间”。当一个没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时，他可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好官员；但当一个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时，哪怕是有公共利益的保护，他也很容易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保护伞”。因此，“保护伞”的级别和规模，同黑恶势力的组织程度，往往相辅相成。通常情况下，黑恶势力垄断的领域越多，组织能力越强，“保护伞”就越大，“保护伞”内部的组织能力也越强。一旦一个地方的政治社会生态灰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某种意义上，这种地方其实已经很难自我清理。因此，多数涉及面广的“保护伞”，都是在中央督导组的督导之下遭受打击的。

⏱ 2024-10-31 01:54:37

从曹园到袁府：深宅大院里的秘密

北方村庄如此盛产“高楼大厦”，自有其内在的社会机制。简单点解释：一个带门楼的房子，是家庭立足于村庄的基本条件；尤其为即将结婚的孩子准备好“华丽”居所，极具“立门户”的社会意义。房子的第一要求：高大——最好是能“压死”邻居、撑起面子的那种。很多村庄的民间纠纷，也正是源自邻居之间的楼房竞争。一争高下的原因倒不是城里人所说的什么“采光权”之类，而是谁也不想成为在房子上“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一个。

⏱ 2024-11-17 19:16:06

“微腐败”，怎么治？

这些农村“微腐败”案件，80%都与农村“三资”（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混乱有关。每到村级组织换届选举时，举报信数量总会急剧升高。有些举报虽属捕风捉影，却也为办案提供了线索，很多案子都是由于反复举报，引起纪检监察机构注意而调查核实的。这给当地纪检监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一个启示：基层执纪的主要工作其实不是“办案”，而是防治“微腐败”。只要把基层治理中的一些制度漏洞堵上了，纪检工作就好做了。

⏱ 2024-11-17 23:53:17

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监察力量不断向基层延伸。尤其是《监察法》颁布后，村干部（非党员）也被纳入了监察对象范畴。

⏱ 2024-11-17 23:54:16

结果是，国家投入了不少治理资源，却未转化为治理能力；更常见的现象是，资源流量越大，基层治理生态越不正常，村庄治理越是混乱。最为典型的便是，国家的惠农资金一度被基层的蛀虫所侵蚀，吃拿卡要、优亲厚友、雁过拔毛的现象甚是普遍。

⏱ 2024-11-17 23:55:33

某个村干部（哪怕是村支书）要单独犯案，几乎不可能。因此，这些“微腐败”案件，一查基本上都是“窝案”，村两委班子几乎都会连锅端。

⏱ 2024-11-17 23:57:33

事实上，每项惠农资金的使用都设计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但一旦实施起来，几乎都会在基层出现政策梗阻。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各项惠农政策的执行在基层缺乏足够的政策监督力量。乡镇党委政府作为一级政权组织，当然有权也有责任监督各项惠农资金安全落实，但如果深入基层政权内部就会知道，真正负责这些巨额惠农资金安全的，也就是经管站、民政所等各个环节的一两个工作人员。并且，这些工作人员并非专职的“监督员”，还要承担其他工作；即便是专职的工作人员，通常一个工作人员也要面对十几个村、几千户农户，如何监管？

⏱ 2024-11-17 23:59:05

三 基层减负，怎么减

理解当前的基层负担重问题，还需厘清一个逻辑：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结合体。我们通常的想象是：治理体系越先进，治理能力会越强；反过来讲，就是治理能力越强，这个体系也越先进。但在笔者看来，有可能在某些条件下，现实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这二者间往往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因果关系，只有适合与不适合。对于国家和各个层级而言，要想提高治理能力，就要看你想要什么维度，也要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一个好的体系，应该让每一个层级、每一个位置发挥自己的功能，这样才能形成较强的治理能力。假设说一个决策者，站在自己的高位上，非要把这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那不现实。即便能实现这一点，也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治理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治理能力里面，最核心的是国家的“基础能力”。“基础”是什么？是要把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信息，包括人口、资源、经济在内的各种信息准确掌握，并由此直接去解决问题。但今天要做到这一点还往往很难。

⏱ 2024-11-18 00:11:46

有个词叫作“反向适配”。本来，有什么问题，就该找一个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去解决它；而不是反过来，不是先有一个体系，然后为了让这个体系变得好看、变得能够证明它有效果，反而失去了效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反向适配”同时会制造一种潜在倾向，就是可以一竿子插到最底下，仿佛所有地方的毛细组织如何运行都一清二楚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实际运行的复杂体系，从来都是按标准在运行的，从来都是通过分权、分层次、分部门，然后构成一个复杂体系，相互关联，互相配合，集中和分散需要有相对动态的平衡。这是规律。不是每一个干部都是铁人，相信通过主观意志和奋斗就可以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如果秉持这种思路，一旦大规模延续到基层，很多东西很可能超出实际情况，造成基层干部非得做一些表面功夫。

⏱ 2024-11-18 00:13:15

治理的大忌在于，千万不要主观意图很明确地去“激进创新”。要正视现实，把现有的东西整一整，理一理资源，对症下药，用结合实际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 2024-11-18 00:13:33

形式主义到底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词——合规性证明。你做不做事不要紧，按上级要求的规定，证明给他看，证明完了就可以了。

⏱ 2024-11-18 00:13:50

基层督查检查考核泛滥，谁之过？

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导致基层苦不堪言的问题，既不能简单归咎于上级决策的“不接地气”，亦不能简单理解为基层工作的教条僵化，而是政府间上下级关系的失衡，责、权、利不对等的结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的表现。

⏱ 2024-11-18 12:03:30

任何一个行政体系，督查检查考核系统都是必需的，这是上级能够“控制”下级的前提。大致而言，上下级政府间围绕着目标设置、检查考核、激励分配及剩余分配形成不同的互动模式。

⏱ 2024-11-18 12:03:5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央地关系呈现出中央放权、地方分权的趋势。从控制权的分配上看，中央除了掌握国防、外交、宏观调控等必要的权力，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等各项权力大都下放给了地方。这一趋势亦传导到地方各层级政府关系之中，这使得在控制权的分配上，上级政府往往只掌握目标设定权以及辅以其中的检查考核权，将激励分配权和剩余控制权都让渡给基层，基层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性。但因为上级政府往往“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在诸多时候，还默认基层政府为达到目标而不择手段——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的乡镇政府在税费征收、计划生育等“国策”执行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权力滥用等情况。

⏱ 2024-11-18 12:05:18

多数情况下，上下级政府只是将检查和“迎检”的游戏当作上级控制权的“展台”，并不真正激活检查考核权。只有在有确切的证据的情况下（如媒体曝光、群众反复上访告状），问责机制才会启动。

⏱ 2024-11-18 12:05:57

。他在担任党委书记的时候，上级相关部门布置过一个任务：3个月之内要种40亩地的树。他就将这个任务分配给分管副镇长去办理，并指示财政所给予足够的经费支持。过了3个月，这位副镇长汇报说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位党委书记表达了赞许之意，说那就写个报告向上汇报吧，这事就算结束了。事实上，这位乡镇党委书记说，他百分之百确定不可能完成任务，因为其辖区就不可能找到40亩荒地；这就意味着，乡镇财政足额拨付的经费，这位分管副镇长肯定从中贪污了一部分。但他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党委书记，不可能捅破这层纸。因为一捅破会有无尽的麻烦：第一，如何向上级交代？其实，上级或许也清楚这个任务因各地情况不一，不可能都完成。但如果自己主动承认完成不了，上级政府如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得下来调研、重新安排指标，费时又费力；如果不实事求是，那就问责了事——但上级又如何向更上一级交代呢？第二，让下属怎么干？副镇长在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很清楚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但他还是接下了，某种程度上是为领导分忧——真出了问题，他得担责。因此，哪怕是副镇长真贪污了种树款，也是一种“激励分配”。

⏱ 2024-11-18 12:09:28

反过来说，今天基层督查检查考核之所以过多过滥，恰恰是国家治理能力不足所致。其中的关键是：当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控制权急剧增强，而国家基础能力又未同步提高时，上级对下级控制权的实现必然依赖于可视化的“痕迹管理”，而无法依靠实绩评价。

⏱ 2024-11-18 12:12:07

当前基层之所以受困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根源在于我们在用计算机的方式来治理算盘时代的社会。

⏱ 2024-11-18 12:17:35

基层治理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基本原理是：上下级政府间需要在责、权、利上形成相对的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关系，除了受国家治理能力和社会本身的“可视化”水平的影响，最直接的还是与控制权的分配有关。

⏱ 2024-11-18 12:20:38

当前，一种以行政理性化和技术治理为特征的“集权”正在开展，上级政府部门通过项目制、问责制、目标考核制、办事留痕等技术手段，将基层政府行为纳入“制度的笼子”里。而同时，在基层，过去经过长期实践已经适应了的数据化管理领域（如GDP），不再是衡量基层治理绩效的主导要素；而一些未能高度数据化管理的工作，如党建、环保、维稳等，渐渐成了基层治理的重要任务。这就意味着，一方面，集权化使得上级政府，尤其是那些垂直化管理等部门，获得了对基层政府的部分“控制权”，使得它们普遍以强化“属地责任”的名义将部门责任转嫁给基层政府；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治理转型，一些“软指标”渐渐“硬指标化”，且又苦于无法有效“智能计算”，就只能依赖于传统的督查检查考核等方式来获取信息。在这个意义上，上级部门和基层政府间的责、权、利不对等，在治理任务急剧加重等情况下，加剧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 2024-11-18 12:22:06

一个地方、一个时期，都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其他工作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

⏱ 2024-11-18 12:24:57

讲真话的乡村女教师：基层形式主义何时休？

二是重点工作的“重要性”，上级往往只能通过提高要求和领导重视来体现。平心而论，在一般贫困地区，在如此之大的扶贫资源投入下，按期脱贫怕是问题不大。然而，要把脱贫的成绩真正体现出来，怎么弄呢？只能用标准数字、文字、图片、实地“盆景”来展示。基层不断做形式主义工作，一方面是要把实事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至少表明一种态度。否则，连形式都不做，怎么能说是重视？长此以往，上级和基层就陷入了一个极其吊诡的境地：领导越是重视，越是下基层调研、检查，基层就得做越多的形式主义工作来回应上级。

⏱ 2024-11-19 17:15:48

近年来，为了解决基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很多事无巨细的措施也都一一落地，但从基层的反映看，效果尚不明显。比如“四不两直”调研（“四不”：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两直”：直奔基层、直插现场），虽然减少了一些迎来送往的工作，但在某种意义上，基层更是紧张了——得做更多的形式主义工作以备检查。说白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身就是科层组织的产物，在封闭体系内很难根除。尤其是在治理现代化还未达到一定阶段的情况下，单纯在体制内去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最可能致使的结果不是二者的减少，而是其更多的“繁衍”生机。

⏱ 2024-11-19 17:14:16

扶贫变扰民，形式主义可休矣

“精准”和“模糊”，是中国基层社会长期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如果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重点、难点，从“如何让贫困户脱贫”变成“如何让扶贫工作经得起扶贫系统的考核”，那就变味了，走向形式主义。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为了保证在上级验收时万无一失，只能对贫困户反复遍访、回访、拉网式排查，做完的工作要回头看、再回头看，相关数据不断核查、比对，档案改了又改。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建立了可以覆盖整个治理过程的监督体系，却未能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监测，就始终会出现一种矛盾：哪怕基层真做了事，真接触了群众，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做事”，又怎么谈得上跟群众交心？因此，在新时代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是要在行政的“科层体系”内部走群众路线。上级应该慎用督查、问责等手段，而应该多走基层，多做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多和基层干部交心，在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体性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 2024-11-19 17:25:41

县长被逼当场落泪，到底怎么回事？

作为技术治国的表现，第三方评估及其所运用的一套“科学”、标准的评价体系，的确比传统的政策评估方式来得“客观”一些。贫困县退出采用这个方法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所有的技术和评价都有其限度。如果对客观情况不加分析、不加辨别，机械执行，就容易陷入技术迷思，反而助长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 2024-11-19 17:28:32

还有一种情况是，所谓的第三方评估，仅仅是掩盖上下级关系扭曲的遮羞布而已。客观讲，第三方评估是监督基层工作的手段，目的还是为了促进工作。但合理的监督没问题，故意折腾找碴儿就毫无道理了。我们在一些地方调研，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对基层的怀疑，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笔者的一些朋友参与了第三方评估，据他们说，一些省扶贫办作为“委托方”，话里话外都透露出对基层的不信任。这种信息明确传递到第三方，则第三方就会想尽办法“找碴儿”。

⏱ 2024-11-19 17:29:08

本质上，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的一种，本意就是通过“评估”来代替“监督”。“监督”是为了惩戒，为了落实上级监管部门的意图，对基层具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但评估则更为柔性，目的无非有二，一是总结基层成功经验，二是查找工作漏洞，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作。这需要第三方出于一颗公心，一切从工作实绩出发，坦坦荡荡。但如果把评估简单等同于“找碴儿”，那就变成“猫鼠游戏”，变了味。作为“发包方”的省级扶贫办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围绕着脱贫攻坚的“问题”而展开工作。评估方为了赢得“发包方”的欢心，总是想尽办法“抓”问题，找各贫困县的瑕疵。被评估方（贫困县）为了获得好成绩，不仅自身工作要扎实——如事先“演练”，请评估专家来指导，让有关评估团队“预估”一遍，还要想尽各种办法盯紧评估方的各种动作。

⏱ 2024-11-19 17:30:58

简单说来，在贫困户退出机制中，那些“第三方评估”等现代治理技术，在提高治理精准度的同时，却也存在着机械化、片面化、唯一化的问题，反而强化检查评估中新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技术霸权”，排斥其他的治理方式。比如，扶贫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基层干部既要扶贫，又要扶志。然而，第三方评估的内容主要是“三率一度”。“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都是客观指标，但“群众满意度”却是一个主观指标。如果说“三率”可以通过加大投入来解决的话，“群众满意度”却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甚至于，连第三方也很清楚，贫困户里面客观存在“懒汉户”，而这一部分贫困人口恰恰容易依赖政府，也更有可能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为了让他们“满意”，扶贫干部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妥协。导致的结果是，“扶贫先扶志”这一重要的工作方法，反而被忽视了。二是扩大了“官僚病”，形成了“技术专权”。带着专业主义的光环，第三方评估的结果被认定为更具权威性、客观性。如果真正遵循绩效评估的原则，倒也还好；然而，一旦它被吸纳进政策监督的轨道，在无形中就强化了上级的专断权力。在传统的上下级关系中，下级受到不公待遇，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申诉；但在“技术专权”面前，下级对上级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

⏱ 2024-11-19 17:45:14

给基层减负，到底该怎么减？

其实，作风问题仅仅是产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直接原因，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基层治理任务重与治理能力较低之间的矛盾。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反复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一个现实：大国缺乏数目字管理能力，因此产生诸多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个大的疆域中，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是现代化治理的基础。但实际上，在信息传递如此高效的今天，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严重。本质上，督查检查考核主要就是因为上级没能对基层信息充分掌握，而产生不信任。从另一方面讲，上级如果掌握不了基层信息，就无法实现其控制权，治理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 2024-11-19 20:00:56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治理绩效的提高，如果官僚主义问题不解决，它还可能加剧形式主义，增加基层负担。

⏱ 2024-11-19 20:22:11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疾，到底如何破除？

“职能部门督查化”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其必然孪生出另外两种现象：“属地政府背锅化”和“村级组织行政化”。为什么？不妨进行逻辑推演——上级部门把事情“甩”下来，到乡镇这一级，属地政府就没有地方可以甩了。事务繁多、考核压力大，乡镇事情做不完，就只能让村、社区一级本来应当是自治组织的人员“职业化”，来帮他一起干活；这就导致基层治理体系“悬浮”在基层社会之上，行政化的事务往往都做不完，更没有时间和群众直接接触。如果本职工作是和老百姓打交道、“打成一片”的村干部、社区干部都没有时间与群众打交道，上面的各级干部又如何完全知道百姓所思所想、所急所苦？

⏱ 2024-11-19 20:37:24

四 基层干部，怎么干

税费改革后，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乡村两级组织开始转型，其中根本的变化是失去了财政自主性，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运转。并且，上级政府通过乡财县管和村财乡管等制度设计，剥夺了乡村两级组织的财政权。自此以后，基层组织逐步“悬浮”于乡村社会，治理行为具有鲜明的“眼光向上”的特征。简言之，基层治理者失去了自主性，成了单纯的政策执行者。雪上加霜的是，基层组织不仅丧失了财政等治理资源，还在响应上级“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进一步弱化了治理职能。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很难再说自己是“治理者”，而是“服务者”。结果就是，不仅是上级，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还是在基层自由裁量权逐渐弱化的情况下出现的。

⏱ 2024-11-20 13:12:58

误解一：庸俗化理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将为人民服务庸俗化地理解为市场关系中的“服务”。这两种“服务”的意义是不同的。为人民服务是一项政治原则，并不能等同于具体的行政过程。我们说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主要是从政治要求来说的；而行政过程有其科学性，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原则和行政价值来代替。再有，人民群众是一个需要分析的复数，不是任人摆布的单一“符号”。尤其是在当前的基层治理环境中，为人民服务应是为群众的整体利益服务。但很奇妙的是，过去一些年来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将这两种不同意义的“服务”融合，进而出现了“群众”以服务对象自居，要求基层干部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供“无私服务”的画面。这种错位，造成了干群关系的扭曲：干部是可以无私，可那是为“人民”服务啊；一旦群众以“雇主”的心态要求干部时，不仅群众会面临期望过高的窘境，干部也会觉得很不适。

⏱ 2024-11-20 13:17:26

误解三：泛政治化。现如今，上级各部门在下达任务时，都要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要求基层配备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任务。但问题是，基层哪来的三头六臂？如果所有事情都是政治任务，那不形式主义还能怎么办？事实上，绝大多数任务对于基层而言，应该是常规性的，犯不着“短平快”​，否则治理效果会适得其反。从政策执行的科学性来说，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当事事都重大时，也就意味着事事都不重要。久而久之，基层干部逐渐变得疲惫不堪，群众看在眼里也只会“无感”而已了。

⏱ 2024-11-21 11:43:28

五 基层改革，怎么改

社会学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现象里面找到一些核心机制，不一定非常准确，也不一定非常武断，但是确实给我们提供了看世界的一个角度。

⏱ 2024-11-21 01:50:08

基层社会有很多东西是处于由白到黑的过渡地带。很多事情从执法的角度去做，实际上并不容易，往往执法成本很高，或者根本就没办法执法。现代社会里面，村庄内部已经失去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能力，社会自我调节能力已经缺失了。

⏱ 2024-11-21 01:53:08

基层政权机构改革，路在何方？

一般而言，中央和地方机构因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不一样，改革的要求也会有显著差异。前者侧重于稳定性、统一性，后者则侧重于弹性和灵活性。

⏱ 2024-11-21 01:57:36

如何准确定位基层政权机构改革？简言之，基层政权机构是国家与群众关系的连接纽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基层政权机构改革必须面向人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归根到底是要强化其纽带作用。从当前来说，基层政权机构改革应强化其地方社会的“嵌入性”，适当从当地大学生、村干部中招聘乡镇干部，减少对乡镇工作的形式考核，强化驻村干部制度等。同时，应该坚决防止基层工作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倾向。这一方面需要合理设计基层政权机构的职能，让其工作重心转移到与群众密切相关的生产生活事务上来，而不是关心一个个“项目”；另一方面需要改变基于文本的考核体系。基层干部的工作地点不应在办公室，而应在群众家里、田间地头、工地上。

⏱ 2024-11-21 01:59:20

一位基层民警牺牲背后的警界真问题

简单说来，与普通人的想象不同，警察，尤其是基层民警，并不见得有多高的专业素养。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普通人，但在做专业事，并且是职业风险比较高的事。

⏱ 2024-11-21 11:11:13

基层组织任期3年改为5年，背后有何考量？

所谓“基层稳则天下安”，基层组织自始至终都被认为是国家治理成功与否的关键。村（社区）“两委”是党和国家最为基层的组织。它们虽不是正式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却毫无疑问是国家权力的毛细血管，对凝聚社会共识、落实国家政策都具有基石作用。基层组织始终包括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组织。今天的基层组织主要是指“两委”，在城市主要指的是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在农村主要是指村支部和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都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无论是在历史脉络下还是在实践中，它们都在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基层组织是连接党和国家与群众的纽带。受国家与社会二元论的影响，有不少人都困惑于基层组织到底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但就中国实践而言，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的所谓的社会。甚至于，通常意义上的“基层社会”是相对“基层政府”来说的。简单而言，基层社会（组织）本来就是在党和政府的组织下才得以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基层组织是党和国家与群众的联系纽带。它的底色是“群众组织”，代表群众利益，这一点都没错。但它同时接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在基层政权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有义务协助完成行政任务，这亦是事实。基层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治理结构逐渐确定为“乡政村治”模式，即在乡镇一级设立基层政权组织，在行政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这一模式确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村民自治/居民自治的功能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认为其主要功能便是赋予群众自治权利。尤其是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后，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委会实行海选。现在看来，不得不说这一理解极具误导性，它将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简单对立起来，造成混乱。事实上，从国家治理体系看，“乡政村治”是一个有机体，行政和自治只有治理方式的差别，并不存在简单的对立和替代关系。哪怕是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基本核算单位建立在生产队一级，生产队在组织生产、经济分配等方面亦有一定的自主性。只不过，基层向来是行政和自治的交汇点，两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是要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机制来实现的。不客气地说，以上关于基层组织的认识，或许在我们的文本中一直存在，但在实践中能够获得广泛共识，却是走过不少弯路才实现的。这便是基层组织任期改革的背景。

⏱ 2024-11-21 11: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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