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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开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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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开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公开课：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0

我劝天公重抖擞

国家演进，一般都是从小到大，从分到合，从孤立分散到多元一体，大一统代表复杂社会，高层次管理，以及世界主义。

⏱ 2024-12-15 01:09:31

西方传统，政府不太灵光，君主不太灵光。他们革命，先借君权反教权，后借民主反君权，主要是为市民社会（商业社会）开道。结果，君权也没反彻底，教权也没反彻底。

⏱ 2024-12-15 01:10:16

他们最服两样管，一是上帝，二是金钱。现在，上帝就是金钱，金钱就是上帝。除了这两样，谁都管不着，这就叫自由。

⏱ 2024-12-15 01:10:31

欧洲的自治传统也影响到马克思。马克思，早期主要是同无政府主义作战，施蒂纳讲“唯一者”，有点像存在主义，也被他批判。但就连他也有欧洲文化的烙印。比如他说，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 2024-12-15 01:12:05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 2024-12-15 02:19:25

历代治理之得失

要批判地总结中国历史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以儒代马”，更不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化、宗教化、商品化、庸俗化、“心灵鸡汤化”。

⏱ 2024-12-16 00:58:49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峰，讲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西方文明的背景。西方文明是历史发展着的。我认为它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第一，重军事实力，这是受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第二，重法律，这是受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影响。第三，重劳动，这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文化发展带来的影响。第四，重资本，对资本这个概念，马克思的研究最为深刻。

⏱ 2024-12-16 00:59:16

希腊城邦制大体是个什么制度呢？与其说是雅典的制度，还不如说是斯巴达体制更妥当些，说白了，它实质上就是个军事制度。而罗马帝国继承的，主要是这个制度。

⏱ 2024-12-16 01:00:58

关于宗教，马克思有两句话，第一句很著名，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另一句不著名，但更深刻，即宗教的根源是形而上学。

⏱ 2024-12-16 01:02:06

古希腊和传统中国都有科学思想，但这种科学思想的基础不是劳动技术。这种科学思想不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思想，不是一种实践学说，没有有效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思想不是必然就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仅凭发表科学论文，并不意味着你是科技强国。

⏱ 2024-12-16 01:03:34

文艺复兴之所以是个转变，就是因为它使“劳动”成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劳动是知识的来源，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产权，这是洛克在《政府论》里的论述。私有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这是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里说的。

⏱ 2024-12-16 01:05:36

马克思没有简单地反对资本。他主张资本为劳动服务，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即少数人垄断社会信用机制的那样一种形式。

⏱ 2024-12-16 01:06:03

西方推崇宗教，有漫长的教会统治，导致的一个最特殊的结果是：教会代表法律，法律是上帝制定的，所以，西方就有“法律超越政治”、“法比国大”的说法。

⏱ 2024-12-16 02:31:03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是由劳动者创造的，意大利的工匠、法国的小农、英国的小业主、荷兰的买卖人，创造了现代西欧文化，而他们共同的敌人是资本家，也就是那些靠放债剥削他们劳动的人，那些垄断了社会信用机制的人。所以，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现代矛盾的根源。这一套说法产生在欧洲是很自然的。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思想，如果不是由马克思提出来，在欧洲也会有别人提出来，尽管论述得不一定像马克思那样深刻犀利、博大精深。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欧根深蒂固，现在的欧盟，即使不打社会主义和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旗号，他们也不会歧视农民、工人和做小买卖的人。但工会、农会、商会势力强大，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的。

⏱ 2024-12-16 02:32:05

士大夫和读书人是官僚的后备军，腐败的根源就是官僚主义，因此，反腐一旦触及官僚主义及其后备军——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那就等于得罪了天下的“清流”。

⏱ 2024-12-16 02:34:45

我们自信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既是说我们能够分清历史中好的东西与坏的东西，也是说我们能够不断改掉自己传统中坏的东西，不断发扬好的东西。

⏱ 2024-12-16 02:35:3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一代的学问，都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问题。

⏱ 2024-12-16 02:35:44

纪律检查、中央巡视、权力监督，秦始皇时代就有了。

⏱ 2024-12-16 02:36:57

法家所说的法，不是上帝之法，不是柏拉图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法家说的法，就是国法。法的基础，就是国家政治，没有抽象的、脱离国家政治的法律。

⏱ 2024-12-16 02:37:01

孔子的学说，固然有很多的道理，但孔子的思想，维护的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氏族政治。他以为处理好了亲戚朋友关系，就是处理好了国家政治关系。

⏱ 2024-12-16 02:38:08

先秦之儒，不过是家族学说。而两汉之儒，则为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学说。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 2024-12-16 02:42:47

发展企业与商业，这不是不对，但关键在于发展成果落在谁的手上

⏱ 2024-12-16 02:43:41

唐初的执政者，实际上是两大贵族集团：一个是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靠的是军功；一个是郡望大姓，靠的是门第。如果在此两者之间再加一个，那就是沙门贵族集团，即佛教势力。

⏱ 2024-12-16 10:43:13

唐代继承了隋朝科举选人的制度。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科举制并不是唐朝唯一的选官制度。唐朝主要有三种选官制度，科举制度最不重要，重要的乃是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所谓门荫入仕，是指一定品级的亲贵高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辈官爵的高低（但需经过考试后）被授予不同官阶的官职。而杂色入流，则指各级官府的胥吏（由汉代的文吏演化而来）升到一定级别并考试合格后，可到吏部参加铨选，考试合格后可获得“官”的资格。

⏱ 2024-12-16 10:45:41

毛主席喜欢柳宗元，喜欢他的《封建论》。他认为：一是中央不能出“修正主义”，地方不能搞分裂。二是经济要发展，但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落到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这是两大历史经验教训。

⏱ 2024-12-16 10:48:01

宋代彻底消灭了唐的贵族官制，官员依靠国家俸禄，没有造反的物质基础。科举所考，均是课试文章，与治国理政没有关系，选拔出来的规矩人，根本没有造反的能力。

⏱ 2024-12-16 10:49:49

科举考出的官员，大多数是书呆子，这些官员在一个地方待一阵，不犯错误就调走了，而胥吏则久居地方，掌握地方事务。所以，表面上看是无人负责、无人治理，实际上，地方上是胥吏包办、胥吏治理。

⏱ 2024-12-16 10:50:48

宋代的一种制度悖论，便是叶适所谓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 2024-12-16 10:50:57

“国学”这个东西，便是宋代搞出来的，它起初的名字叫“道学”。宋学终结了汉学，宋儒终结了汉儒，其实所终结的，是汉儒治国理政的思想，即以“华夏不治夷狄”，反对“大一统”，以道学的空谈，以所谓“君子不器”，排斥治国理政的学说。自从道学产生之后，中国的儒家思想就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变成了像老庄学说那样的玄谈与空想。道学更提出了一套自然法。这个自然法，就是三纲五常。所谓“心即理”，就是养成一颗尊君、崇父、从夫的心，说白了，便是一颗当奴才的心，而至于“民心”何在，他们从来就不去关心，更懒得过问。

⏱ 2024-12-16 10:52:17

明代的一切治理政策中，最为错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一条鞭法的实行。

⏱ 2024-12-16 10:54:32

但是，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就种下。

⏱ 2024-12-16 10:57:00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一切道理中最基本的硬道理。

⏱ 2024-12-16 10:57:31

中国数千年来，何以不能解决国家组织能力问题？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论是儒家的士大夫精英政治，还是法家的官僚政治，均不能面对中国治理体系之根本缺陷，即如何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从皇帝到基层，层层复杂的治理结构，不过是以官治官，乃至以胥吏为官，而如果不靠人民积极地有所作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几千年来，人民逃避剥削压迫，其实质就是逃避政治、逃避组织、逃避国家。其消极方式表现为逃避赋税、消极怠工，而积极方式便表现为造反起义、落草为寇。

⏱ 2024-12-16 10:57:54

统一与分裂

概括而言，历代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既得利益阶层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封建。

⏱ 2024-12-16 11:37:15

盛唐时期，府兵制逐渐瓦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发展的一个恶性结果是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 2024-12-16 17:40:05

改革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一旦既得利益集团形成，打破它很难。

⏱ 2024-12-16 17:45:36

柳宗元《封建论》中的历史观，与传统上占主流的历史循环论，或者历史倒退论完全不同。他认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一过程是客观的，是不以任何人尤其是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包括很多思想家、哲学家，都会把古代的一些制度看作是圣人的想法，是圣人的意志，即“圣人意”的体现。而柳宗元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是一个客观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受任何人，尤其是圣人的主观意志所主宰。柳宗元的这种历史观，又是建立在他带有唯物论色彩的自然观的基础之上。

⏱ 2024-12-16 17:46:58

政权的合法性在于维护人民的安全。

⏱ 2024-12-16 17:47:45

其次，柳宗元在论述国家之乱与封建、郡县之关系时，是将“政”与“制”，也即政治与制度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划分开来了。制度的优越性，本来就是要靠人来贯彻实现的。如果制度不行，即便贯彻实现它的人再贤能，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制度很好，实现它的人不好，当然也不会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来。

⏱ 2024-12-16 17:49:06

因循与创新

当我们说到历史的长时段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常会碰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延续”，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变迁”。也就是说，历史一步一步地走来，都是由延续和变迁这两者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是相辅相成，另一方面也相互冲突、相互摩擦。

⏱ 2024-12-18 02:37:24

我们通常有一种很单纯的观念，觉得制度都是好的，制度是客观的、中立的，但人事可能有不同的利益选择。人事影响到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就会发生扭曲。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能摆脱人事的。所有的制度在它建立、设计的时候，一定就是保护一些人的利益，而限制一些人的利益的。所以，制度在它产生的时候，必定就是跟人事相关的。在它的执行过程中，实际上也是跟人事分不开的。

⏱ 2024-12-18 02:44:39

就是我们在看一个制度运作时，不仅要看书面的规定，也要看到这个制度在现实中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 2024-12-18 02:57:28

从制度文化的层面来看，制度所产生的实际效应，不光是和制定者、施行者有关的，也是和这个制度的扭曲者、漠视者、抗拒者有关系的，是所有这些人互动而形成的这样一种实际状况。

⏱ 2024-12-18 02:57:39

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历经14年，其间党的领导人有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他们按照苏俄革命道路的基本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结果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不是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胜利的选择，因为14年实践证明了，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不是唯二的，都试过了，没有其他一条小路或捷径可行，就只有这一条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所有领导人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解决了中国革命最为根本问题的人。

⏱ 2024-12-19 02:53:56

正如美国建构主义者的鼻祖亚历山大·温特所讲的一样，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什么叫集体自尊？中华民族1840年以来最缺的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个人自尊，但有集体自尊吗？作为一个民族来看，有集体自尊吗？什么叫集体自尊？就如毛泽东讲的，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 2024-12-18 04:03:43

新中国一路走来，光荣和梦想需要代代相传。我们不要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要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新中国的历程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前三十年奠定了完整的工业基础，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一定要秉承我们的光荣。或许我们对前辈有不满之处，可能他们也有失误的地方，也会出现问题，但是他们给我们建立了坚强的脊梁。当我们在指责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是不是在摧毁自己的脊梁，我们能不能像他们的脊梁那么硬，能让我们的后人踏着我们的肩膀前行。

⏱ 2024-12-18 04:05:55

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世界体系治理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王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以及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将党从溃败绝境带向与国民党联手进入全国抗日的生死经验，使全党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可以依赖的、引领全党走向全国胜利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便被全党公认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

⏱ 2024-12-18 17:57:02

实事，是具体事物，这是唯物论；求是，是具体事物中的真理，这就是辩证法。真理总是具体的。王明和张国焘与毛泽东争的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哪里的真理。毛泽东说的是中国的真理，王明说的是苏联的真理，而张国焘说的则是个人的真理。这就是差别。

⏱ 2024-12-18 17:57:41

见识了王明的弱智，特别是后来看到赫鲁晓夫治国理政的乱象，毛泽东要求在全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用实践的方法培养中国未来的接班人。现在我理解了毛泽东当时让我们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

⏱ 2024-12-18 17:58:28

现在一些文人热捧“民国范儿”，岂不知，民国时国破家亡，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举个奥地利旗都能保命，举个中华民国的旗就保不了命。这时的“著名学者”还有意义吗？亡国了，你个人声誉，什么“著名学者”、“大师”，有什么用呀。所以，不要把个人看得太重，要看重国家。

⏱ 2024-12-18 17:59:55

世界上国家之间的斗争，都是为了资源而产生的斗争，这是唯物论解释；陷入唯心论，用普世的爱来解释国际关系，则一定要吃大亏。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但不善于斗争，也不能进步

⏱ 2024-12-18 18:04:07

革命不能代替，只有通过本国人民的体验产生的革命，才能使那里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本领。你代替人家革命，结果你走后，人家还是成长不起来。

⏱ 2024-12-18 18:05:12

国家对外政策的节制力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军队的约束力

⏱ 2024-12-18 18:06:42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其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实体经济＋社会主义。实体经济既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们共同的敌人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 2024-12-18 18:17:10

危机治理的中国经验

因此，两个常识必须记住：其一，一般工业化是一个不断追加投资的经济过程，而军事工业的投资量更大，如果不对外作战，并没有回报。其二，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没有起码的工业化基础，要进入工业化就必须先有资本，所以首先面临的挑战叫作“资本极度稀缺”。为什么特别强调“极度”两字？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之成立，恰在于认为生产力诸要素都具有“相对”稀缺性，西方经济学所讨论的一般经济过程，都没有要素极度稀缺的情况，比如说劳动力要素极度稀缺是零，没有劳动力如何讨论要素的优化配置？资本主义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到亚当·斯密，认为可以在要素相对稀缺条件下，使用市场看不见的手优化组合资源配置达到最优。但是没有分析在资本要素极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条件下怎样依靠市场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难按照一般西方经济学理论逻辑来构建或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因为，他们首先面对的都是资本极度稀缺。

⏱ 2024-12-19 17:41:55

外资从来都是有代价的，任何外资在资本稀缺程度为零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引进的瞬间变成外债负担；

⏱ 2024-12-19 17:43:26

我们不能把今天的问题写成过去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为了处理我们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前人。因为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所以我的表达更为直白：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三大过剩——因产业过剩而必致金融过剩，因产业和金融过剩而必致商业过剩。由此，可以归纳为三大资本过剩。

⏱ 2024-12-19 17:45:58

产业、金融和商业过剩的逻辑关系是，当产业过剩的时候，银行家不会向过剩的产业投资，政府却不断地制造货币，货币总量在不断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将货币直接投向过剩的产业领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银行给各个商业银行，于是出现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过剩。

⏱ 2024-12-19 17:46:13

世界上任何国家只要金融过剩，资金通常都会和房地产结合。金融资本跟地产资本之间的结合机会几乎是天衣无缝、互相依赖的。大量的过剩金融资本有意无意地推高地产价格，这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非本国独创。产业只要过剩，金融向产业投就意味着砸钱收不回来，金融就不会投，不投又导致不断增发货币，于是产生金融过剩，当然会接着出现商业过剩。

⏱ 2024-12-19 17:47:47

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利润率就下降了。所以，试图在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完全过剩条件下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信用关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大环境不好。因此，这种主观愿望和努力往往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以及因这种努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总体来看，在资本过剩条件下，无论主观如何，制度成本过高是必然的规律。

⏱ 2024-12-19 17:48:36

与过剩时代不同，资本稀缺派生出来的问题是：无论何种体制、何种意识形态、何种政府、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当资本极度稀缺时，政府的第一个任务肯定是资本积累，因此就必然是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体系。国内思想界简单地搬用某个欧洲国家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偶发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这种观点，不太明智。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认为过去都是极左的错误，更是有点荒唐愚昧。在资本极度短缺的年代，客观上不会有形成所谓左的错误的条件，即使有错误，也只可能是极右的错误。因为，这时无论以任何名义建立的政府，其政策体系都一定是亲资本导向的。只有当资本不再短缺，当资本进入过剩，这时候的政策体系也必然是不论何党何派、何种政治体制、何种意识形态、谁为政府领袖，都会相应地调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导向，或者说，亲贫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备执行条件了。

⏱ 2024-12-19 17:55:50

亲贫困和亲资本这两大本质对立的政策体系，都是在客观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性条件改变的时候才有可能内生性地发生改变。亦即，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政治家说与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 2024-12-24 12:49:16

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清王朝是反动政权呢？不是简单地说它反对现代化，而是说清王朝的现代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这绝对不是说构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是错误的，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也曾经是高度有效的，尤其是在推动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时，是唯一有效的。它的有效性就在于，国家在资本为零的条件下，想要动员劳动力，成规模地、而不是个体地，投入于大型基本建设来替代资本的时候，它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经典理论讲的是K和L的关系，K是资本，L是劳动。我们那个年代所做的无外乎就是成功地以L替代了K，在资本稀缺为零的条件下，用劳动力的成规模投入来替代资本，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入了工业化，这就是中国发展的所谓秘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动员劳动力，不可能告诉大众说我是资本你是劳动力，你的剩余被我占有，你给我干活去……因而，恰恰是革命意识形态，有效地动员了普通大众，成规模地近乎无偿地投入劳动，替代稀缺资本。

⏱ 2024-12-25 21:27:26

其实自从帝国主义开始瓜分中国以来，即1840年以后，中国就不再有完整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李鸿章在东南坐镇，那次叫“通电八省，拒不勤王”，表明中央早就已经与地方分裂了。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当时已经把中国瓜分了，那时候，包括大家所熟知的北洋水师、淮军、湘军，都属于以中央政权为名的地方军事势力。而湘淮两大派系的互相斗争，演化为后来淮系李鸿章的海防论和湘系左宗棠的陆防论之争。据此，洋务运动的实质，也是各地督府在搞本地的军事工业，以壮大本地的军事实力。

⏱ 2024-12-27 00:36:05

其实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工业，客观上恰恰是压垮清朝这个病入膏肓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2024-12-27 00:38:10

蒋介石想靠英美日得到稳定的国际环境，但帝国主义不买账。这就是民国没有能够稳住这个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 2024-12-27 00:41:29

民国先亡于财政金融、亡于经济崩溃，后亡于军事失败。蒋介石也想解决“半封建”问题，但是，他无力解决帝国主义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的官僚资本，是通着帝国主义的。

⏱ 2024-12-27 00:41:55

1949—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遭遇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乃是1936年民国放弃银本位开始发行纸币以来延续了20年的通胀危机，而并非新中国政权因为“左右”问题造成的。

⏱ 2024-12-27 00:44:06

1998年银行与财政才正式分家，中国才算开始进入相对比较独立的货币体系建立过程；到2001年、2002年才完成了中国现代纸币体系的建设。

⏱ 2024-12-27 00:45:43

这与20世纪50年代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1950年以后中国构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叫作“全盘苏化”。这可能不是中国人完全自主开展的国家政治建设。当时游击队员出身的中共进城干部，还不知道如何有效组织管理苏式重工业，于是在政府的经济部门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国家政治建设。所以，中国政府经济部门完全按照投资国的要求构建了八大工业部、五大经济委等，全套苏化政府部门的管理业务也搬过来；高级干部得去学习，后来继任的领导人都是那个年代培训学习过来的。大学里所有现代学科院系也都派驻了苏联专家，帮着搞教材，搞管理，搞学科体系建设。无须太多解释，总之经济基础一定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既是经典理论，也是极其简单的常识。

⏱ 2024-12-27 00:50:38

直到1957年其应该交回的中国领土，才还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苏联不再向中国投资了。当不断需要追加投资的中国城市工业化过程突然出现投资中断，请问这个经济还能维持吗？没有任何人可以维持，于是中国苏式的工业化停了。因此，中国的上层建筑，为了管理苏联投资的工业化经济而构建的科层化政府部门，也就不能再继续正常运作了，无论如何，只能另辟蹊径。由此，就有1958年郑州会议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因为中央政府无苏联投资，经济就得停下来，不如让地方来继续搞工业化。但地方却毫无工业化的经验，于是“大跃进”成为发动地方工业化的社会运动。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进退两难？因为是中央让地方搞工业化，地方同志犯了错误，又不能打击他们，还得要保护两个积极性，不能轻易出面纠正“大跃进”中过于激进的错误。大家都以为他太荒唐，其实他是种稻子的农民出身，难道不知道小孩是不能站到田里的稻穗上的？这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投资突然停了，中央政府随即完全没有投资能力了，国家经济增长陡然下降，于是1958—1960年大危机就爆发了。苏联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靠“穷棒子”互助组，毛泽东说“打破常规”就是“大跃进”，而打破常规是被逼出来的。

⏱ 2024-12-27 00:58:36

中国当时也没有条件推进苏式工业这个经济基础了，可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要改谈何容易？因此，以路线斗争为名发动工农兵改造上层建筑，这个也是中国创造。至于成还是不成，经验多还是教训多，留待后人评说吧。若是按今天仍然坚持的经典理论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苏联投资的经济基础了，这个苏式上层建筑是难以维持的。所以，即使再谈论今天所说的种种“极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许算是为了民族经济复兴的危机治理做法当时的经济基础，只不过是苏联留下的官僚主义上层建筑，已经无法再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只能动员劳动力维持国家建设的经济基础了。按苏联形式主义运作的官僚们难以动员劳动力，如果不跟老百姓一起下乡干活，一块上工地，就难以被劳动者信服。但如果要用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动员老百姓，就需要驱使已经学会穿中山装喝苏式咖啡的官员们下乡了。所以，20世纪60年代就有“四清运动”等等一系列大量干部下乡活动，革命意识形态再次成为抑制政府过分官僚化的武器。

⏱ 2024-12-27 01:04:25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上山下乡是1958年经济危机的结果，1968年上山下乡则是1966年经济危机的结果，那么1974—1976年的上山下乡，是70年代引进外资变成外债带来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每一次经济危机都靠上山下乡向农村转嫁了城市劳动力过剩的代价，因此城市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发生的内生性危机，都安全地软着陆了。能软着陆，根本上就是因为农民支持毛泽东，因为他使耕者有其田。

⏱ 2024-12-27 02:12:20

当外资突然停止时，只能用劳动力集中投入来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当发生经济危机时，因为中国幅员辽阔，还因为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得以让农村作为载体来承接代价，否则，积聚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难以度过危机。

⏱ 2024-12-27 02:14:28

总之，如果没有当年的农村集体化，就不可能有向农村转嫁危机的载体，没有这个载体，中国就难以度过这几次经济危机。国家在没有形成产业资本的工业化早期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是最弱的，在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化大生产，在没有产业资本门类齐全的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像刚生下的娃娃，哪怕是发烧感冒都能要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的新中国，也是从娃娃长大的。

⏱ 2024-12-27 02:17:30

发达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其构建的民主法治的上层建筑，原来是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来支撑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渐次向外移出产业，到90年代末期基本完成了产业转移，意味着原来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产业基础大多转移出去了，这时候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愈发依赖政府增加债务来维持，因此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就越来越大。90年代以前，世界政府债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搞工业化，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投资需由政府偿还，遂成为国家债务。这类债务是生产性负债。90年代以后，主要是发达国家政府因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开支占比过高而增加负债。这类债务则主要是福利性负债。

⏱ 2024-12-27 02:24:06

政府就是每年每月通过增发货币来制造通货膨胀基础，只要国家不出现消费过热拉动的恶性膨胀，政府就能够通过不断增大货币分母来缩小债务分子。

⏱ 2024-12-27 02:28:16

只要产业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两条腿的支撑能力不足，都避免不了产生像这些国家一样多米诺骨牌的命运。只有仍然保留了设备制造业的欧洲中心国家——德国、法国能支撑得住。

⏱ 2024-12-27 02:28:23

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的“四个三十年”

为什么我国社会管理成本越来越高，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社会秩序却依然未见好转，甚至每况愈下？科层体系不可能单独治国。在治理体系里，居民自治恒定比政府治理分量更重。这个道理适用于无论大小贫富的所有国家。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办不了“小事”，居民自治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但民心系于“小事”，所以“小事”恒定重于“大事”。

⏱ 2024-12-30 00:48:44

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观

凡是在追求资源配置效率即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几乎无法解决公正问题!

⏱ 2024-12-30 00:58:14

人们对社会不公正反映越来越强烈，主要是因为以下原因：一是社会公平改善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大众心理预期的速度。特别是，社会大众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客观上降低了对于不公平的容忍程度。而任何政策效果都有一定的时滞，加之财政约束及其他条件限制，决定了执政者不可能出台更具激进的解决方案。这恰好与人们的强烈期盼形成一定时差，进而导致公平性客观状况与大众主观感受存在反差。二是舆论的放大效应，助长了对社会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尤其是在自媒体时代，类似“富二代炫富”以及暴露出的官员严重腐败行为等偶发事件被有选择性拱出水面，与之对比，诸如少数生活困难，或者因政府部门失职导致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和遭遇，通过网络媒体披露，也在刺痛普通百姓的心灵，在主观上放大了社会不公平。三是少数政府官员“公知化”。随着“媒体政治”意味的不断强化，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高官，竞相把自己的位置当成“亲民”秀台，在自身无法解决问题甚至根本就不作为的同时，却高谈阔论社会不公平现状及解决的迫切性，并把问题推给所谓“体制”。其结果不仅不能缓解社会不公平感，反而强化了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

⏱ 2024-12-31 02:08:02

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即治理国家、拯救庶民的意思。在古代希腊、罗马语言中的“经济”一词指的是“家政管理”。

⏱ 2024-12-31 02:10:39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认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又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只要让价格起作用，市场就会自动达到均衡，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创造出使价格能够自动调节资源配置的制度条件来，简单地说，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全面推动私有化、自由化和开放化。而且，所有的这些改革举措应当在短期内全面推开，这就是所谓的“休克疗法”和“大爆炸”。他们还断言，人们不可能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

⏱ 2024-12-31 02: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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